《东方早报》2015年6月30日，第B04版，刊登了对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关于养老金改革的访谈文章，这里全文刊发。

建立生命周期基金是养老金改革的破题之笔
专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编者按】
　　今天我们为读者奉上有关养老改革的专题。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养老改革成为社会保障领域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涉及养老改革的意见包括，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建立职业年金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市场化和多元化投资运营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这些改革都涉及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及其运营载体问题。
　　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记者于今年5月间获悉，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基本方案已经形成，将在今年下半年按程序上报。为保障基金安全，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上，有关方面将采取非常审慎的政策，对进入股市的资金比例有所限制。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改革举措，背景是我国养老金缺口压力不断增大。与此同时，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已超过3万亿元。但依据目前的规定，养老保险基金只能买国债、存在银行中，其优点是基金安全有保障，而难以实现保值增值；甚至，从前几年的情况来看，收益率低于CPI，实际上处于贬值状态。
　　有鉴于这种局面，郑秉文先生认为，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及其运营载体问题关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年金体制改革的成败与否；有必要建立养老金管理公司，此举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改革的必要条件，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改革的充分条件，是强力推进多层次社保体系的重要引擎。
　　郑秉文先生在接受《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专访时还就相关问题做了解答。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员鲁蓓女士正面回应了设立国家级养老金管理公司的倡议。她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虽然刚起步，但考察发达国家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国情，运用互联网技术，发挥后发优势，中国应可以达到或超过国际最先进的养老金管理体系的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回顾了当代世界“社会保护”理念的历史演进规律。他认为，中国未来养老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依据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国家社会保护底限”建议书中的建议，为民众提供“可选择”的养老方案。
　　我们期待，如上资深学者的意见能推动我国的养老改革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改革进一步深化，以造福广大民众。

　　李雅琦
　　6月16日，著名社会保障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教授，在位于鼓楼西大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办公室内接受了《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的专访。
　　在他看来，积极推进建立养老金公司势在必行，这样做旨在全面推进年金市场的发展，提高养老基金的投资效率，应对人口老龄化。就养老金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而言，建立以生命周期基金为企业年金的结构性改革，是整个养老金改革破题之笔。一旦建立生命周期基金，未来养老基金进入A股市场的最高比例可能达到70%。
　　《上海经济评论》：设立养老金管理公司，在风险控制方面如何操作呢？
　　郑秉文：养老金管理公司的风控，如同基金管理公司的风控，它的自有资产和运营资产是隔离的，如果公司发生风险，这个风险只是对它的自有资产是一种威胁，要破产的话，破产的是养老金管理公司，而它运营的那么多的养老基金依然在银行那里，在托管人手里，资产还是完整的。
　　所以，这个风控如同基金管理公司一样，基金管理公司也是这样。中国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十几年来，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总体来看，它是一个信托制的养老基金公司，不是负债式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收的钱是负债，他拿着这个钱去投资，又形成债权，债权和负债要达到平衡。在养老金公司里不存在这个问题，它收的这个钱不是公司的负债，他的盈利也不是公司的债权，只是在运营的资产里，按比例提取佣金，提取手续费。这就是养老金公司风控在根本上跟保险公司不一样的地方。
　　上海经济评论：养老金管理公司会投资国际市场吗？份额、配置是怎么体现的？主要投资什么样的市场？
　　郑秉文：我觉得是应该可以进行境外投资，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就是最大的机构投资人之一，在香港进行了投资。虽然没有在欧美进行投资，但是在境外还是有投资经验的。从发达国家养老金管理公司的投资经历来看，几乎没有不在国外进行投资的。长期来看，中国要建立养老金管理公司，在境外投资，在欧美市场投资，这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我可以用加拿大的CPPIB这个公司来举例，CPPIB全称叫做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它承接了加拿大3000亿加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钱。专门为了投资这3000亿加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对它有一些限制。它对股票的投资上限是70%，在这70%里面，有发达国家一部分比例，有新兴市场一部分比例，有国内一部分比例，每部分比例都有个上限的限制。
　　这是我看到比较成熟的对境外市场投资的实践。其模仿者有日本，还有韩国，都不错。我们A股市场都有他们。
　　上海经济评论：养老金管理公司是否可以投资国内的A股市场，比例多少更合适？
　　郑秉文：目前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对A股的控制上限是40%，企业年金控制的上限是30%。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两个上限的设置基本上符合中国的实际。但是，一旦投资策略改革了，这个投资比例恐怕要重新调整，对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来讲，如果允许它在境外进行大规模投资，它的上限应该放松。对于企业年金来讲，现在上限虽然是30%，但是如果对它的制度结构进行改革了，这个上限也需要突破，比如，对账户持有人放开有限选择权之后就会立即面临这个问题。
　　上海经济评论：您提到企业年金需要结构制改革，在引入生命周期基金之后，这样设计的主要原因和作用是什么？
　　郑秉文：企业年金的结构改革是指企业年金个人选择权放开，给他有限选择权，有限选择权就是指我们要提供生命周期基金和生命特征基金。
　　如果按年龄段的话，每五岁进行一个划分，就有8个生命周期基金。一个企业里面，从20多岁到50多岁的分布都有，不同年龄分布的人群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不一样。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一个企业所有人一个投资策略，享受的是一个收益率，中石油120万人就一个收益率，这是不合理的。
　　25岁承受的风险跟55岁承受的风险不一样，55岁马上要退休了，股票比例应该越来越小，25岁还有好几十年呢，为了提高收益，股票的持有比重应该更多一些。如果投资选择权没有放开，不允许大家选择，企业只能给大家一个投资收益率，那么这一个投资收益率以谁为基准呢？像中石油天天月月都有退休的，养老基金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都得是正收益，要正收益的话，就不能买股票，必须都得买的是货币产品，买的是债券产品。
　　这样的话，在你的资产配置里就永远缺失了收益和风险最高的股票了。对于年轻人来讲，必须随着年老的人走，他的投资收益就不理想。所以，股票的上限放不放开，这跟企业年金投资体制，跟企业年金制度结构是否改革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