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上海师范大学郝勇同志的邀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为其出版的《养老金替代率适度水平的确定研究》撰写序言。该书刚刚出版，这里刊发郑秉文的序言。

《养老金替代率适度水平的确定研究》序言
郑秉文

     我有幸提前拜读郝勇教授的专著《养老金替代率适度水平的确定研究》，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
     公共养老金的替代率研究是社会保障和养老金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中文文献里，由于公共养老金制度在中国建立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研究的文献还不是很多。但在英文文献里，替代率研究的专著和学术论文很多，可谓汗牛充栋。即使这样，替代率的研究在国外也一直热度不减，尤其在2010年希腊发生债务危机以后，当国际债权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希腊缩减工资和养老金等进行“福利瘦身”改革时，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再次将注意力抛向希腊公共养老金的替代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于2011年1月28日更新的数据显示 ，希腊2010年的替代率高达95.7%，在G20里仅次于沙特和冰岛。数据还显示，公共债务率高的国家一般来说公共养老金替代率也都很高，例如，在欧元区财政赤字最高的四个国家中，葡萄牙是53.9%，意大利是64.5%，西班牙是81.2%。因此，在DB型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替代率过于慷慨将有可能成为财政的负担，进而成为债务危机的一个诱因，最终甚至有可能压垮财政。福利刚性为福利改革带来巨大困难，2015年7月6日举行的希腊全民公决拒绝接受国际债权人提出的“改革换资金”协议草案也好，此前五年多希腊国内就反对紧缩举行的无数次全国性罢工和街头运动也罢，都充分说明慷慨的替代率是有福利刚性的，而福利刚性将对民粹主义具有固化和催化的作用，后者将有可能阻止一切改革行动。
     如果说慷慨的替代率有可能摧毁财政（希腊为例），那么，吝惜的替代率就有可能摧毁其制度本身，我国的“老农保”就是一个自生自灭的典型案例。自“老农保”建立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替代率逐年下滑，直至2009年建立“新农保”时，据《法制日报》的报道 ，有的地方农民退休时领取的养老金只有3元钱，甚至几毛钱。显然，替代率低到了一个月的退休金只能买一两盒香烟或者一两个盒饭，那就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这样的养老金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只能建立新的制度予以代之。当然，替代率过低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无论什么原因，一旦低到了可以完全忽略的程度，这个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替代率曾设定过两次。第一次是1997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这个文件将其规定为58.5% ，其中，基础养老金替代率20%，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38.5%，后者的基本假设条件是：缴费35年，个人账户收益率与工资增长率相等，个人账户缴费比例为11%，除数为120，等；于是便有11%×420（月）/120=38.5%。第二次是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该文件对待遇计发办法做了较大调整，调整后标准退休者的目标替代率设定为59.2%，即在35年缴费的情况下，统筹养老金是35%，个人账户24.2%，后者的计算公式是8%×420（月）/139=24.2% 。当然，上述两个文件两次给出的制度目标替代率均为标准退休者替代率的理想值，实际替代率有可能存在一些变化，这与假定条件存在很大联系。但是，这两次明确设定的替代率却仅停留在纸面上，由于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很快和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缺位等原因，实际替代率水平逐年下降，这两个文件设定的两个理论替代率从未准确地实现过；即使在2005年38号文对计发办法做出重大调整的同时，要求根据工资和物价变动“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只是调整了计发办法，而没有建立起正常调整机制，从2005年开始，代之以行政手段统一上调10%。虽然至今养老金已经连续上调11年，但仍持续下滑，只不过与2005年相比，下滑幅度大大缩小而已，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