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2024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在京召开，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受邀出席会议并在分论坛发表题为“养老金融在我国养老体系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的演讲，下面为媒体报道：

郑秉文在2024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的发言

在12月2日举行的2024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平行论坛二“养老金融：供求、机制与前景”上发表演讲。

全文如下：

大家下午好。

我发言题目是“养老金融在我国养老体系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中央提出养老金融这个概念，对于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先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始于1889年的德国，发展到现在发达国家依然都是现收现付。人口老龄化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人口比例结构发生逆转，再是一个人口负增长。虽然现收现付的好处有很多，但人口的这两个变化导致现收现付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

在人口增长能够平衡甚至有红利的时候，这个制度是OK的。所以在1889年德国建立这个制度的时候，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是5亿，到了2010年，看这个图就到了12亿，这个过程中是可以看到人口红利的，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意识到婴儿潮就要就进入退休年龄，有了紧迫感，各国就出现了改革。工业化国家的改革主要是参数式改革，就是缴费率、赡养率、替代率三个参数进行调整，他们是函数关系，可以改善制度可持续性。

但是，长期看，这三个参数的改革都是有极限的。比如说，提高缴费率是有限度的，幅度太大会引发工人不安。调整赡养率主要是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实现的，有的国家已经延到67岁了，日本正在讨论要延到70，但也是有生理极限的。即使这样，替代率这个角度来讲，人口老龄化也将不断导致替代率下降。

比如说，欧盟最新出的《2024养老金充足性报告》显示，27个成员国只有六、七个国家在未来40年后替代率不变或有所提高，而20个国家都是下降的。所以，替代率、缴费率和提高退休年龄这些参数的调整存在某种极限。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超越这些参数调整的极限，就是引入养老金融的因素。在全世界的养老保障制度中，一种有养老金融的制度，一种是没有养老金融。

没有养老金融的典型国家是希腊，第一支柱替代率超过90%，第二支柱覆盖面很小，第三支柱没有建立。另外一个极端是美国，养老金融非常发达，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才38%，但是二、三支柱合起来，整体退休收入却很高。这就是有养老金融和没有养老金融两个极端的案例。

如果把养老金融这个概念放到第一支柱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就是说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和趋势下，一方面可以不改变替代率、不改变缴费率，另一方面却可以让这个制度具有上百年的可持续性。先看美国这个图，自1990年改革以来，养老基金余额直线上升，最大支付月数从原来的3个月提高到3年，可持续性延长到半个世纪。再看加拿大1997年实行的养老金融改革，他的缴费率9.9%和基金可持续时间长达100年不变，期间，虽然从2025年就收不抵支了，但是养老基金余额还是每年提高，现在能支付5年，到本世纪末将提高到6年，这是一个奇迹，得益于养老金融的引入。

养老金融被引入到第一支柱养老金改革的政策含义是一种相对于参数式改革的结构式改革，就是传统的DB型现收现付式制改为DB型部分积累制，是一个制度创新，使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养老保险制度又焕发出青春，注入了新的生机。也就是说，用金融红利来替代消失的人口红利，这就是养老金融可以对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收不抵支缺口的作用。

继美国和加拿大改革之后，日本紧随其后，也做了改革，是非常成功的。韩国紧跟着日本，改革效果也非常好。这两个东亚国家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国家。这是第一支柱。

再来看养老金融对第二和三支柱的深远意义。强调养老金融可以提升养老储备。在发达国家第二支柱几乎覆盖一半人口以上，第三支柱能覆盖10%-20%。所以，第二、三支柱在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储备也都非常好。在这个图上，大家可看到美国三支柱基金储备加在一起相当于GDP的180%多。再看其他这几组国家，他们的储备规模都超过了GDP的100%。从全球来看，养老基金的载体主要是第二支柱和三支柱，第一支柱是很小的，因为传统的现收现付第一支柱是不追求余额的，那个年代还没有养老金融的出现。

最后谈一下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养老金融发展战略，谈三个问题。第一是目标，养老金融的发展战略就是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储备，这是2019年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作出的决定，这是中央确立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第一大措施，所以，它是中国建设养老保障体系中发展养老金融的目标。

第二个问题是途径，大力发展养老金融的途径有哪些？我觉得，具体来讲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做大做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这是我国的主权养老基金。刚才大家看到前面那两页图，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主权养老基金，我国有，这是我国的特色，但规模还不足以能够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还需做大做强，发挥这个特色，中央这一年来多次强调要打通社保的堵点。我国六、七年前开始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进行委托投资，但是，全国范围的基金结余将近8万亿，但现在委托投资才不到2万亿，这说明存在堵点，因此，中央多次强调打通堵点是非常及时的。

第二个途径扩大第二和第三支柱的覆盖面，在发达国家他们是承载养老金的主体，但中国正好是反过来的，差距较大。大家知道，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到今年正好20年了，才有3200多万人参加，才覆盖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私人部门劳动者的10%。第三支柱到这个月份正好试点两年，有6000多万人参加，虽然人数比第二支柱多，可是交不上钱来。本来，三年的税优总额每人合计3.6万元，即使打个对折，起码应该有1.8万亿元的缴存额，可是现在才收上来600多亿，只有3%左右。为什么参加人拿了银行送的奖励就没下文了？因为不赚钱，甚至亏钱。中央一年多来多次提出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放出了那么多的改革措施，重要目的也是为了提振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投资者的信心。

第三个问题是战略。对于社保体系养老金融的发展战略，我这里提出实现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从人口红利型向金融红利型制度转变，第二转变是从负债型制度向资产驱动型制度转变。具体到第一支柱，就是从DB型现收现付制向DB型部分积累制转变，具体到第二、三支柱就是最大限度扩大覆盖面。实现两个转变是我们国家养老金体系发展养老金融一个长期发展战略。从理论上讲，艾伦条件告诉我们，人口负增长了，工资增长也进入稳态了，说明外部条件具备了，两个转变可以实现了。

最后我的发言做个总结，那就是，中央提出养老金融的意义重大，对养老金体系改革来说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两个转变了，我们不能老是把目光仅仅盯在财政上，还应该盯在金融上，要双管齐下，要重视投资的作用，要重新理解资本市场改革的意义，再简单一点说，就是养老金体系改革的方向应从“养老+预算”向“养老+金融”转变。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  （转自新华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