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9》发布式在京隆重召开

      2019年12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九届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9》发布式——“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中国道路与国际实践”研讨会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与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香山财富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共同承办。来自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民政部、社保基金理事会等部门的官员，与高校、科研机构的社会保障学者、资深养老金企业界代表及媒体共聚一堂，商讨完善中国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社会养老金）乃至整个养老保障体系的可行路径。

《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9》发布式集萃（上）

会议现场

一、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开幕词）

      我从财政与非缴费型养老金，特别是社会养老金之间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角度展开探讨，尤其是把它放在中国财税体制建国70年的演变历程当中去，这样可能看得更清楚。70年的中国财税体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中国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高培勇

    第一个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年），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中国财税体制最典型的特征是二元性的？就是在总体上讲，在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城市职工低工资的支撑下，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几乎百分之百的来自于国有企业的缴款。所以讲到计划经济财政的时候往往讲三大特征：1.国有经济财政；2.城市财政；3.生产建设财政。在这样一种二元的财税体制条件下，非缴费型养老金和社会养老保障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到2012年。这个时候我们国家的财税体制的运行格局和财税体制格局都相应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财政收入的来源多元化了；第二个变化财政支出投向的多元化，财政的支出区域也不再局限于或偏重于城市地带，而逐渐向农村地带、农业领域、农民群体拓展；第三个变化，在公共财政的体制之下，财政支出的投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特别地偏重于生产建设，特别地强调生产建设，而是开始有了民生领域的拓展和相应的投入。

    第三个阶段，进入新时代。进入新时代是从2012年开始，我们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这样一个进程，在财政制度建设上提出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样一个目标。如果说在改革开放40年当中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是在论证财政的公共性质的话，那么在进入新时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围绕着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强调它的建设标准。

    当前，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最根本的问题是性质定位问题。它是不是具有公共的性质？如果它是公共性的性质，那么即便财政资金再紧张，也要予以充分的保证。它的标准问题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财政资金的丰裕程度以及社会的发展状况予以相应的调整。

    我注意到非缴费型养老金的时间节点是在2009年和2011年，我以为它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是相契合的，可以把它视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必然产物。从历史的演进角度来看，只有到了新时代这样一个历史时点上，我们在物质文化方面基础上又加上了一块需要，就是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安全环境方面的需要。随着这种需要日益深入地进入到我们的视野，我们是不是也把这种需要看作是或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公共性质的需要。如果它是一种公共产品或者说是一种公共服务，那么不管财政收支状况是什么样一种状况，我们都是要把它列入到公共领域予以财政保障的项目当中来。

    我还想到，财政支出最基本的分类，一个是消耗性支出，第二个是转移性支出，这种转移性支出是区分为两类的，一类是政府之间的转移，比方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给中央政府，这是一种转移性支出，另外一种转移性支出就是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性的支出。所以这种转移性支出在中国很大程度上被翻译成“转移支付”。我想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财政支出格局的发展方向上来看，消耗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相比，转移性支出的比重是越来越大的，而不是说收了钱以后自己花的消耗性的支出比重越来越大，而是转移性支出的比重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基于上述这样一个背景材料，我倾向于对非缴费型养老金按照政府对特定居民群体的收入保障这样一种性质来加以定位，显然这样一种财政的转移性支出是针对特殊居民群体的，但是这种特殊的居民群体只不过和养老问题挂上了钩。

二、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苏罡（开幕词）

    这次论坛以“非缴费型养老金的中国道路和国际实践”为主题，从我国城居保的性质和待遇水平等角度，探讨了未来的发展路径。并且针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这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不同层次养老金应该承担何种风险、共享何种公平的根本性问题的理解。下面结合调研的体会谈一些想法。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苏罡

首先，养老金的多层次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对风险的差异承担的理解。包含非缴费型在内的基本养老保险，年金制度是和个人养老金制度，实际上是内嵌了绝对保障、相对保障以及个性化的风险承担多个层次的全部逻辑。目前，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全球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带来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上升。这两大趋势严重冲击着以税收转移和DB型代际转移为基础的养老金的收支体系。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必然压缩基本养老保险的空间，不平等金融的上升制约了年金的发展空间，因此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养老金体系，多层次养老金的发展必然会随着整个社会风险因素的变化而持续地变化。

第二点是，养老金的多层次管理必须要从人性和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要特别注重养老金的发展，在不同层次之间的协同和联动问题。如果第一支柱的替代率过高，缴费率过高，那么它必然会压制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发展，也会导致社会基础福利水平过高。英国当前法定月领养老金购买力平价下大概也就是2000-2500块钱/月，比我们的城镇养老保险金甚至还要低一些；英国的企业年金制度当中，企业承担的缴费3%，个人承担7%，政府税收优惠1%，这种企业缴费以相对小头的方式带动个人多投入，有利于制度的广泛落地；自动加入体系加强了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最后，必须建立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财富群纺锤形分布的社会，才能支撑起对少数的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养老保障，才能支撑起满足大多数人需求的，包括年金、个人养老金在内的差异化的发展。

    第三个方面体会，未来养老金的多层次发展空间依然是很广阔的，从相对水平来看，我国的养老金主要是第一支柱，大概占了78%左右。在绝对体量来看，现在养老金的制度性储备大概是10万亿，相当于GDP的11%左右，但是OECD国家的养老金规模已经接近60万亿美元，占GDP超过80%，美国更高，相当于GDP的140-150%左右。我国的零支柱的保障力度和第一支柱的绝对规模，二三支柱覆盖率和替代率的问题，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优化的空间。

结语：长江养老作为专业的养老金管理机构是伴随着养老金三支柱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我们认为从行业角度来看，养老金管理机构的坚守首先是责任问题，养老金管理的主力机构要从长远角度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争取更好的成长空间。我们深知，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进步需要社会的方方面面要统一认识，形成合力，离不开政策制定者的高瞻远瞩，离不开市场从业者的脚踏实地，也离不开行业研究者的潜心思考。因此我们期盼未来与在座的各位领导专家携手开展更深入的合作，为老龄化趋势下人口问题解决出谋划策，推动国家多层次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三、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王培安

    一、要客观认识新时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特点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人口老龄化的规模大、增速快。截止去年底，全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是2.49亿，占总人口17.9%，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是1.67亿，占总人口是11.9%。2000年—2018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了7个百分点，是全球通期平均涨幅的2倍多6。据预测，到2053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的4.87亿，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从目前的17.9%升至34.8%，高于同时期全球平均值约12个百分点。

    二是城乡和区域之间老龄化的差异较大。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农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到2028年将突破30%，高于城镇11个百分点，常住人口老龄化呈现东部放缓、中西部不断加快的态势，各省之间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也存在较大的差别。最早和最迟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上海和西藏，人口老龄化进程至少相差40余年。

    三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重。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近1000美元，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是5000到1万美元。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知识水平相对滞后，特别是老年人口对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强烈诉求可能集中爆发，对我国社会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要全面树立和培育积极的老年观

    要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基本国情。从其他国家经验可以看出，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收不抵支的问题日益突出，普遍面临提高缴费和降低待遇的两难选择。当前，我国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大致为1：4，203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1：2，2050年将达到2：3，需要提前做好系统研究，改革完善现有的制度体系。同时，我们也看到，人口老龄化既是挑战，也蕴含着机遇。加强老年人的人力资源开发，提升低龄健康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是我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要倡导积极的老年观，消除老年歧视，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更多机会、平台和制度保障，真正缓解人口老龄化给国家社会和家庭带来的负担和压力。

    三、中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

    第一个问题，面临着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出和生不好的问题。

不愿生，几十年的计划生育，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再加上生活方式、价值观的改变，这是一种现象。不敢生，因为相关部门调查的情况来看，全国二孩的生育意愿城乡平均下来是90%，意愿到打算到实际行动还有一个距离，但是农村比较高一些，城市综合起来生育意愿是80%。但是实际生的要低于这个数。想生不敢生主要是生出来没人带，特别是0—3岁。生不出，现在不孕不育率比例高了，高达15%。还有出生缺陷发生率高，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

关于出生率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国家的人口发展，既要考虑规模也要考虑结构。去年，世界有名的政要和专家学者认为，现在世界上的人口已经占用了1.7个地球的资源，中国的人均资源，比如森林、水、粮食、能源，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如果这个观点成立全世界超载了中国也超载了。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国家的生育率我个人认为比较理想的是1.8—2.1之间。2.1是世代更替水平，就是到了峰值以后人口就会下降，总人口减少不是坏事。但是不能下得太快，下降比较平缓就兼顾了规模和结构的矛盾，就考虑到规模比较多，结构上又不会出大的问题，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关于招工难、用工慌，缺劳动力，我要告诉大家，劳动力数量不缺，不光是现在不缺，再过30年都不缺，缺的是结构性短缺，缺的是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年龄人口。西方七国15—64岁劳动人口现在只有4.8亿，但经济总量是我们3倍多，它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的7倍多。同口径我国是9.9亿，2030年还有9.5亿，2050年还有8.2亿。再加上技术进步，所以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第一位的任务是就业布局的问题，不是劳动短缺的问题。

四、财政部社保司司长：符金陵

    借这个机会我简要地给大家介绍两个方面的情况：

财政部社保司司长 符金陵

    一、具有非缴费型特征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总体运行平稳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两大制度平台，前者是为城镇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提供养老待遇，后者为没有工作的居民和农村的居民提供养老保障。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带有非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的特点：在2009年和2011年建立新农保和城居保时，已经年满60周岁的农村居民和城镇的居民，尽管没有缴费都可以领取国家发放的基础养老金，对重度残疾等贫困人口，政府为他们代缴部分或者最低档次的缴费，本人不缴费也可以按月领取养老待遇。2018年国家又明确对年满60周岁，没有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待遇的贫困人员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按月发放养老待遇，给千万老年人受益。同时，政府对制度项制度给予了特殊的补贴政策，不仅对缴费环节给予补贴，缴费档次越高，补贴越多。而且基础养老金全部由政府负担，据初步统计，2019年全国财政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补贴达到了3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的补贴是1400亿元，因此政府这种补贴，特别是对个人缴费实行补贴也是这项制度具有非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性质的体现。我国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走出了一条试点先行、全面覆盖到制度定型的过程。目前从总体看，这个制度运行平稳。

    一是基金收支情况良好。2018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人口是5.1亿人，也就是参保缴费的人口是5.1亿人，领取待遇的人数超过了1.5亿人，全国的基金总收入3870亿元，总支出2938亿元，当年结余了932亿元，累计到去年年底结余7274亿元。

二是基础养老金标准稳步提高。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由制度建立之初的每人每月55元提高到70元，进而又提高到88元。2018年明确提出，适时地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国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

    三是基金投资运营工作有效推进。按照国务院的决策部署，2018年8月，人社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工作的通知》，明确从2018年起各省按年份分批介入，到2020年底全部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工作。截止到目前，19个省份委托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委托的金额目前到了2113亿元，这是我介绍的第一个方面的情况。

    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需要进一步地完善

    在工作中，我们逐步地认识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的改革还应该及时地推进。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制度的激励、约束机制仍显不足，还没有完全形成通过增加个人账户资金的积累提高整体待遇水平的机制。从掌握的情况看，缴费的激励作用没有产生，导致参保人大多选择了最低档次的缴费。目前城乡老年居民月领养老金水平达到164元，其中个人账户养老金18块钱，仅占11%。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这是很难持续的，应该加以调整。为此我们考虑下一步的改革重点主要应放下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继续发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重要作用，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为目标。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示精神，在确保符合条件贫困人员全部享受基本养老保险权益的基础上，巩固现有工作成果，给予广大城乡老年更高、更好的养老保障。

二是结合改革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工作，深入研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制机制问题，尽快健全制度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鼓励城乡居民早参保、多缴费，逐步提高整体的待遇水平。

五、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

在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城乡职工的养老保险里面，有财政转移支付，这里面就是非缴费型养老金。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一些领域，实际上也存在着非缴费型养老保险金。我觉得至少有四种，民政部门现在负责的养老服务方面的补贴，跟非缴费型养老金是密切相关的：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的特困人员救助，农村叫“五保”，城市叫“三无”老人的保障；近年来普遍推广的高龄津贴，特困人员现在全国总数是470万，每年大概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是330亿，高龄津贴这块现在大概覆盖到2600万人，每年的财政转移支付是170亿；普遍建立的困难老年人的服务补贴和失能老年人的护理补贴。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王杰秀

    借这个机会，我想谈三个方面的想法：

    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快速加深与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催生了我国养老服务的刚性需求

    老年人最大的需求或者最难以满足的需求是照护的需求、护理的需求。中国的老龄化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2.49亿老年人，未来将以每年800多万的速度增长，同时中国也是人均预期寿命增速较快的国家，与高龄化相伴随的是失能力的提高。前些年老龄办公布了一个数据，我们国家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4000万，这个数据可能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总体来讲，大家认为失能老人有1200万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相对应的，我们的家庭的养老功能在急剧弱化，中国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小型化趋势非常明显，一对夫妇及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成为主流，六普时全国城市地区的一代户、二代户的比重分别是41%和47%，农村地区一代户和二代户的比例分别是30%和47%。北京2017年一代户和二代户的比重分别达到了51.44%和39.24%。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有2.8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村的老龄化率高于城市。而农村的养老服务的提供远远弱于城市，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背景下只能有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来满足。

    二、有效服务需求不足制约国家的发展

    我们国家养老服务业近年来有很大的发展，现在养老床位数已经达到了750多万张，实现了每千名老人30张的目标，但是仍然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存在着养老服务用不上、用不起、用不好的问题。我国这种“未富先老”或者叫“未富已老”带来的问题就是老年人养老服务支付能力的不足，根据2017年的统计，我们国家各个城市的养老金最高的是深圳，月均养老金达到4449元，北京3575元，上海是3500元，大多数城市都在2500块钱左右。养老服务收费在一线、二线城市，要是失能老人机构提供养老服务的话，可能在六七千块钱以上，北京、上海可能要达到上万，没有支付能力，这种需求就没法转化为有效需求，我觉得怎么样通过非缴费型养老金，来为没有支付能力或支付能力不足的老年人，也让他能够得到有效的养老服务。

    三、构建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实现老有所养

2012年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里面，对养老服务补贴实际上也就是非缴费型养老金都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但是总体来讲还是不足的，特别是像困难老年人的服务补贴，去年全国只有不到10亿的经费支出。从世界各国发展这种非缴费型养老服务的实践来看，和缴费型的养老金之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世界各国都是一种混合的模式，没有一个纯粹单一的模式，所以我觉得中国到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可能现在也需要践行整体的、系统的、具有协同性的思考。例如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国家和地方两级承担50%，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德国也觉得长期护理保障支出速度增长得非常快。所以，要对我们国家养老服务体系进行系统的思考，积极构建多层次、可持续的养老服务体系，在保基本、兜底线的同时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真正使老年人对养老服务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

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养老金部主任：陈向京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养老金投资管理的实践启示”，主要分为四个部分：1.简要回顾我国各类养老金投资运营的进展；2.养老金市场化投资的作用；3国际养老金管理机构实践经验与启示；4.养老金投资管理。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养老金部主任 陈向京

    一、我国养老金投资管理介绍

我国的养老金体系主要包括三大支柱和社保基金，也就是储备基金。社保理事会成立近20年，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目前社保基金主要管三类资产：一类是从2000年开始成立的管理的社保基金，初始规模当时是200亿，已经达到2万亿，其中累计投资收益额超过1万亿；2016年社保基金理事会开始受托基本养老保险，2016年底是5个省份，到目前是22个省份，签约规模超过1万亿；2017年开始承接国有资本划拨充实社保基金。已经有19个省份委托了城乡居民保，委托规模超过2100亿，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个人账户资金，明年年底还有剩余的13个省份要启动城乡居民保这块的委托，实现全国范围的全覆盖。

    二、养老金投资管理的重要作用

    以社保基金会为代表的养老金资产管理机构，是连接社会保障、资本市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的重要载体。作为中长期资金的管理者，养老金投资管理对于提升养老金体系的自我平衡能力，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促进资本市场以及实体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开展市场化投资有利于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提升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提高缴费水平很难，拉长退休年限的作用有限，企业期待减负，财政支出承压，加大重点精准投资，提升养老金市场化的投资水平，以实现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基本养老目前委托投资的比例还没达到20%，绝大部分分散在各地，增值很难。覆盖人口超过5.2万亿的城乡居民保，关系广大民众生活，应该尽早通过投资运营、提高账户的养老金水平和基金的支付能力。

    其次，养老金的市场化运行有利于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行业的良性发展。以社保基金会为例，一方面通过管理机构提出管理要求，引导管理机构形成了科学投资的理念，另一方面，不断坚持策略研究和产品的创新，形成产品创新和制度完善的良性互动，不断地推动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行业的良性发展。

    第三，开展养老金的投资我觉得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阶段，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养老资金期限长、投资理念科学，推动养老金开展市场化的投资，有利于养老金与实体经济一同创造和分享价值，不断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在经济体系的建设。

    三、来自于国际养老金机构经验的启示

    定要充分借鉴国际的先进经验、总结规律、加快探索发展。例如，CPPIB管理加拿大全国公共养老金，2018年末已经接近4000亿美金，近十年的年化收益率是8%，具备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专业的治理结构、主动的投资管理。它在治理上强调结构的扁平化，强调从专业的角度做投资。到2018年末主动投资规模达到77.5%，贡献了丰厚的投资收益；二是重视全球的多元化配置。一方面强调资产配置，另一方面强调投资范围广，包括境内外股票、债券、私募股权、房地产、基金、衍生品等等。在区域方面，它投资于海外的资产占到85%，同时跨市场、跨品种的分散化投资；三是建立了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是CPPIB取得优秀成绩的重要原因，更是公共养老金管理模式的重要创新。

    四、养老金投资管理工作的做法

    第一，应该正确把握养老金资金的性质，扬长避短，科学配置。养老金投资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短期收益波动的风险，而是长期贬值的风险。要提高长期收益更高的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关键要对养老金的进行长期的考核，发挥长期资金的属性。

    第二，积极推动对资产的多元化配置，降低波动，控制风险。资产的多元化和养老金投资政策、和监管模式也是密不可分的，以审慎监管的模式，不对养老金投资范围做相对保守的比例性的、固化的约束。

    第三，要把握资本市场的投资规律，敬畏市场，防范风险。要建立基于价值判断进行投资，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和资产的价格波动的客观规律，发现价值，理性展开投资。

    第四，要理顺投资管理机制，组建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要尽快建立与养老金相适应的市场化机制，把人才摆在关键的位置，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有效地提高效率。不断地完善投资决策机制，同时也要注意培养部分领域的直接投资能力，强化多元投研能力的建设，提升投资运营的效率。

最后，养老金的保值增值的实现离不开多支柱养老体系的完善建设，离不开优秀的养老金投资机构的共同努力。坚守投资本源，不忘初心，把握市场规律，一定能够获得更好、更持续的投资业绩。

七、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刚

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也就是所谓的非缴费型养老金，从制度构成来讲，基础养老金其实就是一种非缴费型养老金，我们在制度建立的过程中，一些群体不缴费也可以享受到这样一种基础性的养老金，实际上它就是相当于国民年金，但我们没有叫这个名字。个人缴费进入到个人账户，实际上是个人储蓄性的养老金，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第三支柱。这个制度从它的制度构成来讲，它其实有零支柱的痕迹，也有第三支柱的影子。所以这个制度比较特殊，这个制度的建立时间不长，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包括这次研讨会探讨非缴费型养老金，我觉得也可以作为政府层面的参考。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 金维刚

    目前第一支柱发展规模庞大，不管是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还是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二支柱没有发展起来，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我们基本养老保险本身的费率比较高，而且对企业来讲吸引力也不大，包括像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也不建企业年金，说明我们这个制度本身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到目前为止，企业年金的覆盖人数与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的人数相比，只有6%左右。另一方面，现在领取的人数也少，去年领取年金人数不到100万，受益的群体是极为有限的。

    第三支柱处于发展的初期，还没有正式出台有关第三支柱的顶层设计文件，政策会在不久的将来正式出台。这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中国作为高储蓄的国家，在第三支柱发展方面会有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从三支柱的体系来看，我们和国际上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具有巨大的差距，这里把中国和美国做了比较，从这个比较来看，我们和美国正好倒过来，美国第一支柱占比比较小（10%）。第二支柱是主体，超过60%，第三支柱发展的占比较大（接近30%），我们国家第一支柱占比过大，2016年的数据占比是74%，差不多3/4是政府的公共养老金。第二支柱占比是23%，第三支柱还是一个零头，所以这个反映了我们整个在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其实是失衡的。

下面讲一下养老保障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是人口的结构图，从图上看，到2050年的时候人口结构已经完全失衡了。再就是部分地区还是存在着当期征缴收不抵支的问题，另外在资金的筹集方面还存在不足，一是缴费年限比较短，再就是单位缴费不实，另外中断缴费的人数近年来一直保持在三四千万的水平。参保缴费的人数占比大概80%的样子。另外职工的退休年龄也比较低，所以导致抚养比失衡。另外就是养老保险基金还是面临着贬值的风险，到今年预计也就是能够增长到1万亿左右，这和我们目前的基金结余已经将近6万亿相比还不到1/5，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的统筹层次比较低，基金主要还是在地市这一级，归集起来比较困难。

    财政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是靠财政支持的，同时在缴费方面，地方财政还对参保缴费人员给予一定的补助，所以这是两头都补，影响还是很大的。另外在养老金待遇调整方面现在同样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另外，降低费率方面的压力和风险也在增大。最近几年特别是今年调整力度比较大，总体下调4个百分点，目前在有些地方当期征缴存在收不抵支的情况，这样会加大地方资金收支生失衡的矛盾。

最后简要说一下关于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对策。

一个是要完善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包括要推进全国统筹，现在已经建立了中央调节制度，下一步的方向是要实现全国统筹，从全国来讲，我们一直是基金征收大于支出。再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另外，完善个人账户制度。不再按照原来的思路特意把它做实。同时也需要合理地确定个人账户的相关政策，包括利率方面的记账，也需要制定合理的调整机制。建立合理的养老金调整机制。

从多层次目标来看，今后的发展重点应当在第二支柱方面，就是要进一步推进企业年金发展，特别是在职业年金普遍建立以后，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年金的发展；    另外要尽快推出有关第三支柱发展的顶层设计。原则还是要体现出政府扶持、规范发展，同时要体现出它的公益性和开放性，投资品种要多元化、市场化，将来投资平台也应当是一个开放的平台，相关的金融机构都可以推出这样的产品由公众来选择。从体制上来讲，还是需要政府多部门参与，形成合力，齐抓共管来推进第三支柱的发展。

八、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院长：王建业

我的主题是推进中国健康老龄化的战略实施。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院长 王建业

我们希望活得长，因为这是我们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体现和标志，但是活得长，关键是要健康长寿。现在是什么情况？平均期望寿命值是77岁，但大概从68岁以后到77岁，这段时间几乎是带病生存的。

《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和《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的颁布，出台了很多的政策，目标就是来推进中国的健康老龄化。一个中心，就是维护老年人的健康权益为中心。现在老年健康的服务的需求大，但健康支撑、科技支撑现在比较弱，所以这次特地提出来以满足老年人健康服务需求为导向。还有六个构建，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这些大家都知道，现在提出来一个是长期监护、长期照护，还有一个就是安宁护理。最后的目的是构建一个连续的、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具体的目标，到2022年有六大任务。一是建标准，中国没有老年人健康标准，衰老等问题都没有标准，现在用的都是普通人、成年人的标准；二是显著增加老年的服务机构；第三是要更加丰富老年健康相关的服务，是要让社会更多的人去参与；四是提升服务质量，但是提升服务质量缺乏标准，所以现在提出来先制定标准。另外是专业队伍的状态，还有资源的合理配置，最后来达到连续覆盖城乡的老年服务体系，来实现健康老龄化。

现在关键是安宁疗护，中国有点行不通，安宁疗护就是我们说的临终关怀或者叫舒缓医疗，从医学的角度讲就是没有任何治疗价值的病人，帮助他平稳地走完他的人生旅程。但是在中国对当前环境下，人们往往把安宁疗护认为是等死。这反映出，中国老龄化的国情教育是最大的问题。

中国人宣传的优生优育，但没有人做怎么死的，关于死亡的宣传没有，这次民航医院上周二，民航医院的“杀医事件”就是，95岁了，那能治好吗？你们要不给治好，我把你们全杀了，为什么？我们的民众没有关于死亡教育的知识。人生的旅途是有终点的，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的，而且那么高龄的人，所有的器官都是出现问题的。但是关于死亡的教育缺乏，中国人不能够正确地面对这个问题，“杀医事件”“伤医事件”都有，这是老龄化国情教育的一部分。

中国讲的是尊老、敬老、爱老，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是我们现在更强调的是老年人要自强、自立、自爱、自尊。我们希望老年人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衰老并不等于是疾病，还有对全社会讲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老年人可以重新规划人生，可以继续学习，可以再次创业，这就是国情教育，我们过去的国情主要是要对老年人好，但是更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如何教育这些老年人，能够自强自立更为重要。

九、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海涛

活得久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社会发展到这个层面上了，我们才活得久。但是我们活得好了吗？活得好了以后我们价值好了没有？举一个例子，图片中这个老太太一百多岁，看得出来吗？但是她拿了世界的大奖，世界摄影界的最高奖，终身成就奖，在102岁那一年。为什么她会这样？她总是保持着好奇心，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好奇心是不是还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王海涛

到底什么是健康老龄化？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给定义了：无非是寿命质量，就是叫生活，而不是活着。第二个要有尊严和自由；第三个层次要对这种尊严和自由有投入，特别是人力资源的，还有一个要重视健康的公平以及差异化。

    从人口寿命变化来看，1990年到2015年老百姓活的时间长了，但是横向比一比，从68.7岁到76岁这7年多的时间或者8年的时间，我们叫严重带病生存阶段，大量的成本，人生挣了一辈子的钱最后两个月被ICU全部干掉。但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在这个时期却是在创造，创造快乐、创造好奇以及创造为社会服务。

    在疾病防控领域我们应该向别人学习，我们才提出健康中国2030，今年才提出健康中国2020的行动计划，所以日本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特别是用立法作保障。最近才提出《基本医疗保障法》，这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基本的卫生权利，在疾病的早诊早治领域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第二在老年人的社会再就业问题上我们如何用法律保障？或者钱基本有了，但是谁来干这个活呢？人力社会保障体系谁来为养老服务体系做支撑，还有我们的居住环境问题。

慢病是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的。现在慢病的趋势在我们国家越来越严重，骨关节病，动不了，高血压，慢性病，心血管性疾病，这些指标当中哪些是可防可控？摔倒，摔倒是非常可防可控的。比如家里浴室，按理说是应该有扶手的，但现实中有的寥寥无几。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有社会意识的。

还有一个因素是生活方式，比如日本对40岁以上的人除了体检以外进行健康管理，分成低危和高危的不同类型，用血脂代谢来管理身体和生活方式。从国家、到区县、到保险机构，还有企业，企业通过HSE（健康、安全、环境）的方式体现责任。现在健康中国叫什么？关口前移，就是改变生活方式；还有资源下移，包括在社区和在全科建立这样的体系。这套体系需要全社会的动员，相当于当年毛泽东主席动员如何消灭血吸虫，如何动员口服糖丸一样，现在我们的动员能力还不足。

   老龄化是趋势，是问题，也是机遇。老年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用社会的方法和产业的模式才能解决。我们把自己定位在人才培养模块上，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研究院，所以我们的拉出来了一套方法和一套模式。还有一个养老服务人员的待遇问题，在日本叫介护师，是跟护士同样等级的一个社会职业，待遇不比护士低。我们国家缺多少呢？保守估计缺一千万养老人员，这是巨大的产业。

    其实不仅仅是需要专业性的人才，还需要决策性的人才。教育体系有多少医学院和有多少学院开辟了养老专业？连儿科专业只有10个学校开，更何况养老了。老龄化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一个常态，我们应该努力地把个人、行业、企业、政府、社会、资本全部融入进来，一起对老有所医、有所养、有所学、有所乐和有所为作更多的贡献。（供稿人：高庆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