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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个外卖平台先后提出将逐步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这一举措,再度引发了社会对于外卖骑手,以及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关注。对此,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丹丹,以下为媒体报道:

 

给外卖小哥缴社保,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学者:不妨跳出“五险”模式


近期,多个外卖平台先后提出将逐步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这一举措,再度引发了社会对于外卖骑手,以及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关注。

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相关内容受到不少代表委员关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推进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事实上,每隔一段时间,有关外卖骑手、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纳的话题都会被放置于讨论桌上。但在实际操作层面,究竟可能面临哪些难点?背后的运行机制是否有可调整之处?

为此,时代周报记者通过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丹丹,试图解释外卖骑手这一群体面对的社保境遇。

以下是时代周报与两位学者的问答:

时代周报:对于骑手这一群体对于缴纳社保的情况,你所在的课题组曾对此进行调研,具体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张丹丹:根据我们课题组与某头部外卖平台合作的相关调查,外卖骑手平均年龄约34岁,其中约70%为农村户籍进城务工人员。但是骑手的问卷调查的结果是,约有近三成骑手(27%)说自己没有任何类型的社保或商业保险。

进一步追问的话,会发现近四分之一的骑手“不了解社保和保险类型,不知道缴了什么保险”。

现实的情况是,骑手这一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支付意愿普遍较低。背后有几方面原因,比如流动性高、收入不稳定等。我们的调研也显示,若要求骑手个人缴纳社保,约23.5%的骑手明确表示“不愿参保”;38.9%的骑手仅愿将月收入的5%以下用于社保;仅不到一成的骑手能接受“个人缴费比例”,这个“个人缴费”指的是交自己的那部分。

时代周报:在今年2月,多个外卖平台宣布为骑手缴社保这件事,你觉得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

张丹丹:确实这一轮大家的关注比较多,我觉得不管是政府、平台,还是公众,大家对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关注都在日渐增高。

但有一点是可能是被忽略的,就是当我们在宏观层面去谈论平台经济、系统监管之时,反而少了骑手端的声音,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保障形式?他们面对社保的态度又是如何的?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比如,一些骑手最希望解决的“住房补贴”和“医保”、希望扩大的医保报销范围,尤其是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利性;其次,许多骑手担忧“老了跑不动单子怎么办”,还有像骑手们孩子的上学问题等等。

另外,当下由于用工成本增加反过来导致的零工化趋势,也是社保体系需要考量和面对的问题。

郑秉文:灵活就业人群,或是说外卖骑手、物流骑手,他们中间总有一些个体由于种种原因对社保缴纳的意愿较低,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其实,哪个群体也都有,国外也这样,这就是道德风险和偏好。

所以,在建立社保制度的时候,缴费率应尽量低一些,降低他们的经济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和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引导他们的偏好,把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降到最低。也就是说,需要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关系,尽量不影响劳动力的供给,也不能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发达国家在建立社保制度时就有这样一个初衷,那就是为了克服少数群体存在的“短视”,防止由于短视为个人带来的疾病和老年贫困等风险,防止由此导致未来的社会负担成为不稳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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