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讯2024第28期稳妥有序推进延迟退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我国重要的政策决策，当前推出这项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持续减少，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须充实劳动力队伍。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关键要素，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促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根据“六普”统计，2010年全国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1.18亿人，到2020年“七普”时升至2.17亿人，高等学历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不到9%升至超过15%，劳动力质量整体提升；但另一方面，自2015年达到8.01亿人峰值后，劳动力人数持续下降，到2022年为7.69亿，较2015年减少了3200多万人。一定程度上，劳动力质量提高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效果被数量减少冲减，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可以减缓劳动力退出市场，扩充劳动力队伍。

教育年限拉长而法定退休年龄不变，劳动力市场“晚进早出”，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低效率。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通过教育和在干中学积累形成。我国高度重视人才培育，2023年，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5.1%，2004至2022年教育经费从近7243亿增加到6.1万亿元，增长了8倍。当前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11年，新增劳动力已超过14年，未来还将持续提升。与过去相比，现阶段劳动力的教育年限更长，但在退休年龄不变情况下，意味着职业生涯更短。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可以改善全日制教育与全职就业的年限结构，优化健康劳动者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结构，从而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利用率。

此外，从社会老龄化角度看，老年抚养比例不断攀升，代际之间赡养负担不平衡，社会养老压力越来越大。以国际上15岁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和65岁进入老年阶段计算老年抚养比，按此标准，我国老年抚养比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8%，2023年已超过20%。若按我国劳动年龄从16岁算起，退休年龄在55岁左右，以此计算，全社会的“老年”抚养比超过50%，意味着每2个劳动者赡养1名“老年人”。若退休年龄不根据人口老龄化同步调整，就会造成后代的养老压力越来越重，代际之间赡养负担不平等。当前这种不平等正在加速恶化。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其恶化速度，为养老保险制度更加完善和更可持续的深化改革赢得时间。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决定》中“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稳妥有序落实这项改革，关乎国家人口大计，需要关注多方诉求，疏堵补漏，增强措施可行性。当前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还需要重点关注一系列问题，为后续政策有效实施提供充分的过渡期。

重视大龄劳动力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目前，我国50至54岁人口1.2亿，50至59岁2.3亿，如果平均退休年龄从55岁推延到60岁，将增加数以亿计劳动年龄人口，这些人的就业压力不容忽视。在“七普”统计的73个职业类别中，50岁及以上大龄男性劳动力的主要职业是建筑施工、批发零售服务、交通运输仓储邮政、办事人员，大龄女性劳动力的主要职业是批发零售服务、办事人员、住宿餐饮服务、教学人员，最先退出的都是计算机、通信、电子等技术要求较高的制造业岗位，这种职业结构与随年龄增长人力资本衰竭趋势密切相关。为了推进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有序实施，应加强对大龄劳动力培训和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延缓其技术衰竭速度。

增强自愿选择延迟退休的主动性。“退休”意味着退出劳动力市场，转换社会角色，以及收入来源将由劳动报酬转为养老金，这些都需要个人从心理和经济上做好准备。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与缴费年限挂钩，多缴多得，但灵活就业人员始终面临个人缴费负担重的压力。增强个人主动延迟退休的自觉性，一方面要做好宣传，使劳动者充分了解退休年龄、缴费年限与养老金收入的密切关联性，做出最优的退休选择，与此同时也要精准支持，对于缴费超过最低年限的灵活就业人员、小微企业等给予“减、免、缓、补”等的政策支持，适度降低其在延迟退休期间的缴费负担。

重建家庭内部代际支持的结构平衡。从家庭内部结构看，50岁及以上家庭成员往往承担照护父辈与看护孙辈的任务，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后，这些人的任务结构被打乱，不得不在工作与家庭代际支持之间做出选择。为顺利推进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需要加强工作灵活性，包括弹性工作时间和弹性工作地点。可进一步对劳动权益保障的规定做适应性修订，例如，将育儿假、产假、探亲假等置换为照护假、隔辈育儿假、疗养假等，大龄人员继续留在劳动力队伍的同时，赋予其时间使用的灵活性，使家庭代际之间的支持结构重回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