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刊发的《工作论文》是由郑秉文撰写的《网络互助的性质、风险与监管》。如引用，请征得作者或本实验室的同意——编者。

网络互助的性质、风险与监管

郑秉文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摘  要：文章在对我国网络互助历史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对网络互助的属性定义进行了深入讨论，认为它不属于慈善公益和网络众筹，也不属于《保险法》意义上的商业保险，而是一种具有“类保险”性质的新型风险保障形式，因为网络互助仍体现商业保险的3个本质特征，但却颠覆了商业保险的3个基本原则。进而，文章对网络互助潜在风险进行识别和判断，将其风险分为6个方面、12类，认为网络互助平台存在的金融风险仅存在于后置收费的网络互助平台，其资金池规模与“p2p网贷”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网络互助的主要风险是社会风险，因为其涉众人数呈天文数字，其潜在风险不可小觑，应尽快纳入银保监会的监管范畴。鉴于对网络互助的风险重点和风险识别的上述分析，文章对网络互助监管体系的创新思维、基本原则、基本理念进行了陈述。最后，文章提出了我国网络互助五个可供选择的监管模式，在对每个监管模式的特征和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估的基础上给出了作者的倾向性意见。

关键词：网络互助  商业保险  相互保险  保险科技  金融风险

2020年9月初，中国银保监会官网发表了署名为“银保监会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局课题组”的文章《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下简称“《建议研究》文”），该文指出，“相互宝、水滴互助等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属于非持牌经营，涉众风险不容忽视，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该文还严厉指出：“网络互助平台监管缺乏制度依据，处于无主管、无监管、无标准、无规范的‘四无’状态”。

该文对网络互助基本现状的上述定性评断和潜在风险的评估预测是自2011年网络互助在中国出现以来言辞最为严厉、态度最为明确的官方文章，甫一发出就引起业界的高度关注，将网络互助的性质、风险和监管问题推向舆论风口浪尖，成为媒体热议的一个焦点，相互宝和水滴互助立即纷纷发声回应，各种评论文章连篇累幅出现在媒体上。目前，2019年数十家网络互助机构的成员超过1.5亿人（去重后），全年受助人数约4万人次，互助金额规模超过50亿元，预计2025年我国网络互助覆盖人口有望超过4.5亿人。

涉众如此之巨的网络互助平台，由于其属性定位始终在学术界和政策面处于激烈讨论和争论之中，至今未有定论，其监管主体一直未能落定，网络互助的市场运营活动至今游离于我国监管框架之外。银保监会公开发布的这篇理论探讨文章再次将网络互助的性质、风险和监管的诸多讨论难题推向前台。本文旨在对网络互助的属性定位进行辨析，对网络互助的风险识别提出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网络互助的监管主体应为银保监会，并对银保监会实施监管的基本思路发表专业观点，进而提出网络互助可供选择的五个监管模式，在对其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笔者的倾向性意见，供决策者和研究者参考。

一、网络互助的缘起与现状

2019年11月底，笔者随全国政协调研小组赴杭州，对蚂蚁金服（现蚂蚁集团）旗下的网络互助平台“相互宝”进行实地考察。调研期间正值相互宝上线一周年，蚂蚁金服举行了周年庆典，诸多材料和事迹使笔者对网络互助有了粗浅认识，其印象深刻的是网络互助对社会保障的补充作用。此后，2020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在第八条“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发展”中提出“支持医疗互助有序发展”，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将网络医疗互助作为补充形式纳入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之中，明确指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中央文件中提出的“医疗互助”包括网络互助平台。

中央如此高度重视网络互助在医疗保障制度中的作用并对其做了制度定位，这更激发了笔者的研究兴趣，笔者在将网络互助和慈善事业定位为由社会提供的第四层次“补充性”制度。随后，笔者对网络互助补充医疗保障制度中的作用和如何纳入监管体系等问题陆续发表一些言论，在2020年5月份召开的“两会”上还提交了《关于将网络互助行业应尽快纳入监管的提案》。笔者之所以对网络互助感兴趣，是因为它的加入门槛低，费用很低，程序透明，效果很好，深受欢迎，可成为医疗保障制度的有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