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秉文自选集》（以下简称《自选集》）面世了。《自选集》分为上卷、中卷和下卷，共十编，汇集了近十年来郑秉文先生独立撰写的学术论文，不仅是他研究社会保障的思想结晶，更是我国社会保障发展历程的历史实录，其思想价值、学术意义、历史贡献不言自喻。
本文刊发郑秉文教授自序全文以及该书简介，另附中国建设银行战略规划部刘旌博士所书书评。
《郑秉文自选集》
自 序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改革开放。作为学者，尤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在理论上能够有所建树，就更为幸运。如果在实践上能够有所参与并对某些改革有所推动，就会获得极大的满足。
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和首次发表文章开始算起，我在这里学习、工作、研究已超过30年的时间，其中，前15年在研究生院工作，主要以教学管理和研究国际问题为主，后15年转到研究所工作，主要以研究社会保障为主。1983年我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书时是28岁，现已近花甲，两鬓斑白。看着自己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散落于各种期刊中，时常有结集出版的冲动，以期对以往的学术研究进行一次梳理。在好友的敦促下，决定出版《自选集》。
《自选集》收集的是近10年本人独立撰写的学术论文。根据研究的内容和主题，这里筛选出48篇文章，分为10个部分。
1.福利国家与经济理论
这个部分由5篇文章组成，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从西方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的角度试图对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的存在进行诠释。福利国家诞生于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发展到鼎盛阶段，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又将其推向危机的边缘，沉重的财政负担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使“福利国家何去何从”从此便成为西方经济学界一个长盛不衰的研究话题。其实，西方经济学的百年嬗变就是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两大思潮此消彼长和兴衰交替的历史演进过程，战后以来，福利国家正好经历了凯恩斯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和新自由主义重新崛起（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更替；其中，50年代以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对福利国家诞生原因的诠释和80年代以来微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福利国家效率低下的分析正好是对福利国家这枚“硬币”两个侧面的窥测。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两篇论文表达的是我从经济学视角对福利国家这一崭新历史现象的主要看法，目的是为了在主流经济学和福利国家之间、在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建立一个沟通桥梁，旨在对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的存在根据和交汇互动给出一个规范性的解释。这个板块的内容是我研究社会保障一以贯之的理论基础、观察西方福利制度的主要理论工具、链接经济学与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中的一个努力，其中，“时间一致性”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等基本原理始终是作者理解社会保障的钥匙。
2.福利制度与模式比较
这个板块反映的是我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福利国家的起源、合作主义的本质、福利政制（régime）的基础、福利模式的比较、全球化对福利社会和福利国家的影响等重大现实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从本质上讲，这个板块探讨的是现代福利国家中各种福利模式共存的合作主义（corporatism）因素多寡程度与福利模式的划分之间的关系问题，或称三方合作主义（tripartite，即雇主、工会和政府）因素多寡程度问题。在现成的大量文献和数据的支撑下，我对合作主义的社会福利及其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发表了个人意见。其中，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文章提出了对中国福利制度框架中引入合作主义因素及其前景等问题的看法，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行体制结合起来，以期表达我对中国福利模式未来框架重构的见解。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福利因素都在不断增加，绝少有相反，与之相随相伴地必然是合作主义因素的不断增加，这是一个趋势。可以说，福利因素与合作主义因素之间的伴随性是内生的，区别仅在于多寡和快慢，于是就有了比较，有了不同模式的比较研究这门学问。中国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发展，福利因素与合作主义因素也必将与日俱增，问题在于要有个理性追求，有个制度目标。
3.福利模式与福利陷阱
这部分文章着重对福利模式（WR）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经济学是有流派的，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归属到某个流派当中去；任何一位作者，都是有主观价值判断的，提笔写作时必然下意识地在字里行间流淌出个人的主观倾向性看法，甚至有时会情不自禁。就福利模式的研究来看，无论是按照传统的贝弗里奇模式和俾斯麦模式的两分法，还是按照著名的埃斯平·安德森提出的三分法（北欧、欧洲大陆、英美），或是后人扩展而来的四分法（将南欧分离出来），抑或按照我将儒家模式独立出去之后的五分法（即福利模式分为5种：以英语国家为主和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美利坚模式，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西欧的莱茵模式，南欧及其广大拉美地区的拉丁模式，主要分布在东亚地区的儒家模式），我始终认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迟早要面临福利模式的选择问题，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选择，事关重大，涉及未来经济发展潜力和社会发展弹性等重大问题，因此应尽早提出这个问题，早些讨论，早些决定；同时，我还认为，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美利坚模式更具吸引力，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而另一个极端即以法国为代表的拉丁模式（含广大南美大陆国家）的碎片化制度却存在诸多弊端。为此，在这个板块里，我利用法文第一手资料撰写了关于法国模式和英法模式对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4.拉丁美洲的城市化与社会保障改革
这个板块与上部分一样，也由3篇长文构成，提出的是我对拉丁模式的三个主要观点：一是提出了拉美地区特有的“增长性贫困”和“3%拐点假说”，认为拉美地区经济增长与贫困率同步发展，只有当增长超过3%时贫困率才开始下降；认为拉美社会保障制度的减困幅度和减困系数都小于欧盟和美国，这是因为，除初次分配不公和初始贫困率较高等因素之外，与拉美私有化社保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存在高度相关性，由此提出，拉美社会保障私有化模式将面临严峻考验。二是对城市化进程中拉丁模式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梳理，认为减贫措施、就业政策、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住房政策、医疗保险和教育等社会政策领域有得有失，进而对教训方面做了深入分析，提出拉美地区存在“过度城市化”的观点。这些利弊权衡既是对拉美“过度城市化”的比较分析，也是对社会保障的拉丁模式所做的实证分析。三是对拉美地区特有的贫民窟现象进行思考，认为“过度城市化”进程中，大面积贫民窟的出现、存在、发展与合法化过程，具有相当的必然性，在未来几代人时间里是不可能消除的，它既是对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ISS）的理性回应，也是对“过度城市化”教训的自然反应，更是对错误选择的住房供应体系和错误实施的住房政策付出的沉重代价，对当前中国政策实施的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的启发。
5.国际社会保障改革与投资体制比较
这部分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两点：第一是对美国社会保障“布什改革”（2001-2005年）的过程、内容、结果所做的介绍和评价以及对美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可持续性问题做了财务分析。“布什改革”试图拯救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未来财务可持续性，为此专门成立了改革委员会，耗巨资制定了三套改革方案，旨在把现行的DB型现收现付制改造为类似中国的统账结合制度。“布什改革”引发一场长达5年之久的全社会大讨论，学术界的反对派和支持派针锋相对，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著述，对改革方案进行了非常详细地解剖。虽然改革最终流产，但全社会参与的大辩论仿佛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进行了一次“体检”和“胸透”，美国现行制度长期支付能力及其制约的参数调整弹性接受了一次测量和检验。我发表的这些中文文献对三套改革方案的技术细节、改革的原因、改革的利弊比较、改革的前景做了详实介绍和总体评价，有利于正确和客观地认识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和长期财务可持续性的发展趋势。第二是对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特征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对诸多假定条件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和包括储蓄、收入分配、消费、价格等在内的宏观经济条件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对美国基本社会保险基金迄今为止仍不越雷池一步（投资股市）的深层原因进行了诸多分析。
6.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国际金融危机
这部分主要是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全球养老基金总量及其投资损失做出估算，对各国各类养老基金的分类及其资产配置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对后危机时代投资体制和投资策略的改革趋势做出预测，对不同类型社会保险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特征给出评价，进而对中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向进行探讨；首次提出“主权养老基金”（SPFs）的概念，对主权养老基金的分类、治理结构、风险容忍度、投资策略等进行详细阐述，对中国外汇超额储备与建立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的可行性、与央行和财政部的关系、应该注意的问题、建立主权养老基金与现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SSF）理事会的关系和投资策略的区别、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功能的区分等给出研究边界。同时对欧盟为基础的社会保险基金的法律组织形式做出尝试性划分，对历史渊源进行追溯，对不同组织形式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进行探索，最后，对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保险基金经常遭到违规挪用情况下的投资体制改革模式和投资策略发表个人看法，既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7.中国企业年金治理与模式抉择
过去的10年恰好是企业年金制度确定DC型信托制的关键历史时期，但刚刚诞生的DC型信托制年金制度面临极大的生存挑战，信托精神遭受潜在的DB型年金需求的“威胁”。为正本清源和扫清理论障碍，这部分论文均具有论战性，甚至成为学界捍卫刚刚诞生的DC型信托制的檄文。其一，从欧美几百年法学传统角度论述中国建立的DC型年金制需要保护的必要性，由此给出一个宏大理论背景和制度环境；其二，从英美DC型年金蓬勃发展的历史趋势和DB型年金不断萎缩的详实数据展示各国年金制度改革纷纷放弃DB和建立DC的历史大趋势，以此作为中国面临何去何从和站在十字路口上的背景衬托；其三，阐述刚刚诞生的DC型信托制的重要意义和规避潜在的DB型契约制的历史意义，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需要和模式出发，阐述确立正确的年金模式的重要性；其四，从中国企业生命周期普遍较短、政府财政风险需要规避、企业职工养老资产需要保护等多方面出发，论述坚定走DC型道路的必要性；其五，首次提出坚持、推动、普及DC型信托制年金发展道路的路线图，主张建立“中国式”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制度架构，为建立“中国版”的401（k）年金体系做好制度铺垫；此外，面对中国个税改革不到位的现状和年金税优政策不完整的约束，提出建立“部分TEE”税收模式的政策建议和具体路径。
8.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发展
这个板块主要研究的是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几个核心内容，包括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成就与教训的基本判断和基本评价，存在问题现状的描述及其改革方向和改革路径的探索等。其中，从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需要与差距入手，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固有内生缺陷；从“用工荒”的表面现象出发，阐述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悄然发生的诸多变化，认为在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需求之间存在矛盾。从“中等收入陷阱”诸多诱因的研究中，我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两次历史性跨越的条件，预测了未来实现第三次历史性跨越的时间，进而分析了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诱因的诸多可能性。此外，还着重分析了目前社会保障政策以外普遍存在的十分严重的经办服务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认为传统的“重政策、轻管理；重投入、轻服务”的惯性思维仍然发挥作用，陈旧的管理体制模式远不适应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需要，在人员编制机制、行政管理经费列支渠道和经办管理服务体制机制上远不能满足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日益增加、覆盖范围逐年扩大、人民群众期望值与日俱增的实际需要，如不彻底改革，将很有可能出现“投入上去了，服务质量下来了”的局面，引起群众抱怨和社会不满；为此，我提出了三项重要政策建议。
9.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社会建设
这个板块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向与路径上，具体包括：首先，通过研究失业保险制度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指出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及其制度根源，进而指出改革的制度目标和实现路径，大胆地给出三个政策选项和若干政策建议；其二，作为最早提出制度碎片化概念的学者，我对碎片化制度的危害、碎片化制度的改革路径、碎片化制度改革动力学比较等进行探源；其三，对金融危机期间出台的抗击危机和扩大内需的社会保障政策组合的结构和效果进行审视，并将之作为反周期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一个生产要素来看待，进而提出处理好四大关系和12个政策建议；其四，对美国9.11事件中社会保障体系巨灾风险补偿功能的经验教训予以归纳和总结，提出建立发展政府计划、保险公司、慈善机构的“三条腿战略”的巨灾风险补偿机制。最后，对学术界和政策面一直以来热议的社会保障费改税的观点进行剖析，对费改税的利弊进行权衡，指出费改税的8个不利之处，预测未来费改税8个不可行的关键点。
10.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名义账户制”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需要克服的困难也是空前的，重要的是，这些困难相互交织，相互制约，成为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改革中不得不考虑的约束条件：老龄化和少子化对社会保障代际支付能力实现平衡提出挑战，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社会保障便携性带来巨大困难，经济高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迅速提高为社会保障保持替代水平造成障碍，统账结合的制度设计致使巨大的转型成本需要财政出面予以解决，统筹层次低下为改革投资体制和提高收益率带来极大困难，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均与制度设计特征有很大关系，其直接后果主要有两点：一是参保激励性不好，道德风险充满制度各个角落，形成逆向选择，导致制度运行质量很差，极大地抵消了财政投入逐年提高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二是制度收入受到负激励的极大影响，精算平衡难以实现，长期内支付能力受到严重威胁。作为最早译介、引入和研究名义账户制（下简称NDC）的中国学者，我在10多年前就提出，引入NDC是解决这些制度困境的一把钥匙，中国目前面临的很多困难可以通过引入NDC予以全部或部分解决。这个板块的五篇文章均为NDC研究，其中，《经济研究》的文章专注于NDC的基础理论探索及其思想渊源；其他均是研究NDC的专述，他们分别对欧盟国家实行NDC可行性和欧亚六国引入NDC之后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对中国引入NDC的环境、优势、路径、可行性和适用性等提出看法，大胆提出和积极主张中国应以NDC理论为基础进行制度创新。笔者最后给出的是一个完整与变形的NDC改革思路，这个改革方案早在2008年受劳动保障部委托进行课题研究时便提交给主管部门，2013年应邀参加顶层设计时再次提交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其精神实质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的“完善个人账户制度”是一致的。
以上是《自选集》十个部分内容的简述与归纳。
《自选集》在筛选文章时没有把合作撰写的文章也纳入进来；除少数几个学术刊物外，几乎所有论文均选自核心期刊，个别文章还选自论文集和“内部版”学术刊物。有的论文很长，原刊为节省篇幅在发表时统一删除了注释和参考文献，《自选集》对其做了恢复。有的原刊采用的是“括弧注”，但人民出版社要求采用“页脚注”，在转换工作过程中有可能存在信息传递损失。所有入选的论文正文一字未动，原滋原味地保留了当时论文发表时的原貌，体现了对原刊风格和原始论文的尊重。这里还需说明的是，有一部分论文使用的是自己电脑里当初投稿时的文档，虽然交给出版社的文档与见刊的最终版本进行了比对和校正，但由于时间关系，匆忙之中肯定有挂一漏万之处。
在付梓之际，笔者对拉美所的同事和社会保障实验室同事的帮助表示感谢，对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相关同志的努力表示感谢，对鼓励我出版《自选集》的好友表示感谢。
郑秉文
2014年4月于北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郑秉文自选集》
作者：郑秉文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2月
书号：978-7-01-013493-2
定价：179.
作者简介：
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郑秉文先生在社会保障研究领域浸淫多年，是中国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内容简介：
本套书收集了近十年郑秉文先生独立撰写的论文，记录了郑先生这些年的研究历程，涵盖了社会保障理论和实践的主要方面，包括福利国家、福利制度与福利模式的相关理论，国内外社保制度改革、社保基金积累、运行和投资的实践问题，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顶层设计的研究和思考等。
目录
上卷
第一编 福利国家与经济理论
经济理论中的福利国家…………………………………………………………１
２０ 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回眸……………………………………………４９
“时间一致性”对社保理论的贡献
———税率对劳动供给的影响………………………………………………７３
第二编 福利制度与模式比较
“福利模式”比较研究与福利改革实证分析
———政治经济学的角度……………………………………………………１０１
社会权利：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的起源与诠释………………………………１３７
论“合作主义”理论中的福利政制…………………………………………１６０
全球化对欧洲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的挑战……………………………………１９３
合作主义：中国福利制度框架的重构………………………………………２１１
第三编 福利模式与福利陷阱
法国“碎片化”福利制度路径依赖：历史文化与无奈选择…………………２３１
社会和谐•社会政策•社会保障
———欧美的启示……………………………………………………………２８２
欧债危机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
———从福利国家到高债国家的教训………………………………………３１５
第四编 拉丁美洲的城市化与社会保障改革
拉美“增长性贫困”与社会保障的减困功能
———国际比较的背景………………………………………………………３３５
拉丁美洲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的得失………………………３８９
贫民窟：拉丁美洲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沉痛教训…………………………４３６
中卷
第五编 国际社会保障改革与投资体制比较
围绕美国社会保障“私有化”的争论………………………………………４５７
美国社保改革：迈向股票市场的一跃………………………………………４７９
ＤＢ 型现收现付制社保基金的危机与投资理念
———美国“联邦社保信托基金”治理结构及其不可持续性的解决途径…５００
ＤＣ 型积累制社保基金的优势与投资策略
———美国“ＴＳＰ 模式”的启示…………………………………………… ５２９
中央公积金投资策略的经验教训……………………………………………５５４
社保基金投资股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５７９
第六编 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国际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对全球养老资产的冲击及对中国养老资产投资体制的挑战……５９１
中国建立“主权养老基金”的急迫性及国际比较
———应对“中国威胁论”与外汇储备二次分流的战略思考……………６５９
社保基金的法律组织形式：欧盟的经验教训………………………………６９３
医疗保险如何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兼论医保制度对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７１７
中国社保基金违规的制度分析与改革思路…………………………………７３０
第七编 中国企业年金治理与模式抉择
中国企业年金何去何从
———从《养老保险管理办法（草案）》谈起………………………………７５５
中国企业年金的治理危机及其出路
———以上海社保案为例……………………………………………………７８３
当前中国养老金信托存在的重大问题及其改革方向………………………８０５
中国企业年金发展滞后的政策因素分析
———兼论“部分ＴＥＥ”税优模式的选择…………………………………８３７
建立养老基金管理公司是社会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 ………… ８７１
下卷
第八编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６０ 年：成就与教训……………………………………… ８８７
改革开放３０ 年中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发展与挑战……………………９１２
中国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体系的现状、问题及改革思路……………………９３９
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看待“用工荒” ………………………………………… ９６０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
———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９７４
第九编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发展
中国失业保险基金增长原因分析及其政策选择
———从中外比较的角度兼论投资体制改革………………………………９９９
中国社保“碎片化制度”危害与“碎片化冲动”探源………………………１０３８
２００９ 金融危机：“社保新政”与扩大内需…………………………………１０６３
建立社会保障“长效机制”的１２ 点思考
———国际比较的角度……………………………………………………１０８５
社会保障体系的巨灾风险补偿功能分析
———美国９•１１ 五周年的启示………………………………………… １１０４
建立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体系的战略思考………………………………… １１３０
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体制“２０１１改革”无果而终的经验教训与前景分析…１１６７
费改税不符合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战略取向………………………… １２０７
第十编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名义账户制”
欧盟国家社会养老的制度选择及其前景
———兼论“名义账户”制对欧盟的适用性………………………………１２２１
养老保险“名义账户”制的制度渊源与理论基础…………………………１２４０
欧亚六国社会保障“名义账户”制利弊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１２５９
“名义账户”制：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理性选择……………………１２７７
中国社保“名义账户”改革新思路
———“混合型”统账结合…………………………………………………１３０２
关键词索引………………………………………………………………… １３４２
书评摘选
学习福利经济学的几点体会——《郑秉文自选集》阅读与思考
刘旌
2014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秉文自选集》（上、中、下三卷，以下简称《自选集》）。郑老师是我2004-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公共政策系攻读博士时的指导老师，长期从事世界经济、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社保基金投资等领域研究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等职。《自选集》收集了近十年来郑老师本人独立撰写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绝大部分发表在核心期刊，分为十编：（1）福利国家与经济理论；（2）福利制度与模式比较；（3）福利模式与福利陷阱；（4）拉丁美洲的城市化与社会保障改革；（5）国际社会保障改革与投资体制比较；（6）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国际金融危机；（7）中国企业年金治理与模式抉择；（8）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9）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发展；（10）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名义账户制”。
上述48篇论文记录了郑老师近十年来从事社会保障研究的学术历程。同时，作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全国社会保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郑老师还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我国社会保障领域诸多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制定过程，因此，这些论文也记录了许多中国社会保障领域实践和理论的建树。应该说，《自选集》对社会保障从理论到实践、从海外实践到中国政策有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比较和论述，不仅对社会保障学术领域，而且对社会保障实际政策领域，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自选集》所收文章涉及中外社会保障理论及实践方方面面，内容丰富，观点独到，很有启发。限于篇幅，以下仅着重从福利国家基本理论、“时间一致性”理论对社保政策的启发、欧洲福利国家的前途、拉丁美洲福利国家、中国社会保障养老改革模式选择等几个重要方面略作介绍评价，并谈谈笔者的学习体会，不当之处还请郑老师和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关于福利国家的基本理论
虽然社会保障（或福利国家）起源于19世纪末的欧洲，但其作为一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迅速发展壮大，还是20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学家对福利国家研究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20世纪40-60年代：研究重点集中于如何实现充分就业方面；（2）20世纪60-80年代：研究重点集中于如何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方面；（3）20世纪80年代至今：研究重点集中于反思福利国家和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方面（见《自选集》：《经济理论中的福利国家》）。
应该说，现代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一个重大改变，就是从以往研究经济效率为主，转向研究经济效率和国民福利并重，致力于在最大限度和较长时间内同时实现“经济效率”和“国民福利”最大化。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福利国家理论研究对象的“国民福利”，中国与欧美国家存在较大差异，欧美等国居民已享有经济福利之外的其他许多福利，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仅能做到把经济福利作为关注对象。
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经济效率进而也间接影响国民福利的最主要障碍，首先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有静态和动态之分，静态的包括不确定性、自然垄断、外部性、收入分配不公、信息不对称等，动态的包括内生增长理论、收入再分配理论、失业理论、收入政策理论等。其次是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政策。
这里引发笔者联想的一个问题是，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是居民和企业，社会活动中的主体除了居民、企业，还有政府。如果说“效率”是市场（即居民和企业）可以单独解决或部分单独解决的问题，那么“福利”则非“求助于”市场和政府的良性互动或“博弈”不可。因为，首先，福利不比别的，福利好坏来自居民自身的感受。居民是主，政府是次，“政府的行政机构就像一家信托所，须为委托人的利益而不是受委托人的利益去工作”（西塞罗，Cicero）；其次，先有需求，后有供给，而不是相反，不能总是由政府想着主动给居民福利，居民仅仅是被动接受；第三，好的福利产生机制应该是从问题出发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只有从解决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出发，才能实现最大福利。“如果民众不与问题并进，最后贵族政体就会堕落为寡头政体，民众将没有任何权力，并将逐渐变得萎靡不振”（西塞罗，Cicero）。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严重雾霾已经极大影响到居民福利，但这么严重的问题居然长期无法解决，这就不是居民、政府哪一方面单独的问题，而是居民-政府互动机制严重缺乏；第四，政府花钱的能力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税收水平。比如，政府支出对路，促进社会福利提升幅度越大，就越可以（或“越容易”）说服居民，向居民征缴更多税费。如果像建国前27年那样，政府把钱更多地投入对外援助，则只能会导致本国居民对增税的反感，国际福利水平增速定然大大降低。
市场和政府的良性博弈，取决于政府内部是否实现了一切按规则办事，是否形成制衡机制，是否公开、透明，是否打破了政治垄断，是否符合政治学所要求的关于构建政府的常识，等等，一句话，是否赋予了居民其本应有的公民权利。表面上看，公民权利的取得与否属于政治学范畴，实际上却与一国福利水平关系密切。因此，福利经济学，与其说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不如说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可以解释，当今世界上的高福利国家为什么都集中在那些政治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OECD国家。《自选集》中，《社会权利：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的起源与诠释》一文，也从政治学方面高屋建瓴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所谓福利国家就是……（政府）对社会的公民权利……作出承诺……给予法律保护”，“社会公民权利往往被认为是福利国家的一个核心概念”。《论“合作主义”理论中的福利政制》一文也指出，“合作主义代表了一种国家和社会因素的重合……任何一方对另一方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层面上讲，合作主义是企业和……劳动者代表对国家政策谈判和协商的参与”，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着上述判断。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是否一定带来国家福利的提升？在此前，一个潜在的惯性思路是，某些国家国民福利低是由于经济水平低，要增进国民福利，只能先在政治体制等其他条件不变前提下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再考虑国民福利。但基于上述良性博弈与福利国家本质的思考，这个论断虽说不至于被完全推翻，至少要多打个问号了。原因很简单，既然有的国家连“福利国家”的“及格线”或“最低标准”都够不上，何谈“福利”呢？
二、关于“时间一致性”
《自选集》中《“时间一致性”对社保理论的贡献》一文，探讨了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一项关于“时间一致性”研究对社保理论的贡献与启发。“时间一致性”的概念来源于“时间不一致性”，后者指政策当局在t时按最优化原则制定一项t+n时执行的政策，但这项政策在t+n时已非最优选择。根据这个定义，“时间一致性”指的是，政策当局在t时制定一项在t+n时执行的政策，在两个时期均属最优选择。在社保领域，DB制（现收现付制）具有“时间不一致性”，而DC（积累制）则具有“时间一致性”。普雷斯科特比较了欧美税率与劳动供给水平，发现一个规律：税率高的时期，劳动供给水平明显要低一些；在高税收国家，削减边际税率所增加的劳动供给水平相当大，由此增加的福利收益也是很大的。税率高当然不利于充分就业，因此也就不利于经济效率。进而普氏提出，如果在高税率的欧洲国家，社保体制由DB制向DC制转轨过程的同时，伴之以减低税率，则随着劳动供给的增加，缴费人群随之也增加，就会大大降低转轨成本。同时也是更重要的是，由于仅仅是调整了税率，而没有在长期中触动DB制和DC制的养老金给付规则，这会导致“规则重于慎重”，由于规则的恒久性必然增强制度的公信力，因此此举必将大大有利于社保制度的长期稳定性。
郑老师《“时间一致性”对社保理论的贡献》一文中，指出普雷斯科特“时间一致性”研究对中国社保制度改革有若干启示。比如，既然税率也是影响劳动供给水平，进而影响养老给付水平的重要因素，那么，在面临转轨成本或老龄化引致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时，就不能仅仅考虑延长法定退休年龄，而也可以同时考虑降低税率水平等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的意义尤其重要，因为在中国，由于居民缺乏与政府的良性博弈机制（这属于政治学研究范畴，前已讨论过，在此不再赘述），财政部门在支出方面既不透明，又缺乏效率，但却一直致力于在财政收入方面追求最大化，在长期中不断导致税率水平提升。郑老师进而提出，在中国，降低社保缴费比例应成为一个趋势，而降低后的福利收益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而且会充分体现出来。这一引致论证无疑是极端重要的和有深刻现实意义的。
三、从欧洲福利制度联想到欧洲文明未来
欧洲是国家福利制度的发源地，其中，英国和德国的福利制度比较好理解，而法国的福利制度则相对较复杂。《法国“碎片化”福利制度路径依赖：历史文化与无奈选择》一文，全面、详细地介绍分析了法国福利制度，同时也准确评估了德国的俾斯麦模式、英国的贝弗里奇（Beveridge）模式、法国的“碎片化”模式三者的异同。在分析欧洲福利国家因老龄化和少子化逐渐陷入财务不可持续问题后，联系中国实际，提出四点建议：（1）对于碎片化社保制度，中国不可取，不适应，不利于未来改革；（2）垄断型大型企业不应在福利待遇上享有特权；（3）要选择对劳动力市场反作用最小，也就是最能促进而不是阻碍劳动力就业的那种社保制度，因为“在一切福利中，就业是最大的福利；在所有福利项目中，就业是最根本的项目”；（4）中国社保制度改革应以法国为镜鉴，选择法国的碎片化模式将后患无穷。这种由比较而推导出的结论，在经济研究方法论上很值得学习，引申出关于中国具体问题的解决思路正确、观点犀利。
《欧债危机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探讨了欧洲国家尤其是希腊在福利国家制度方面的教训。受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影响，欧洲国家的福利成本不断提高，不断有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希腊首先于2009年12月陷入债务危机，此后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这PIIGS五国先后被标准普尔下调评级。希腊是欧洲国家中从福利国家转变为债务国家的一个反面样板，其中的直接起因就是养老制度存在巨大缺陷：（1）替代率过高；（2）待遇率失衡；（3）隐性债务巨大，导致其养老金待遇水平过高，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由此提醒中国养老制度的隐性债务问题，呼吁引入和强化制度的个人激励设计，重视职业年金制度建设，养老金水平不能超越经济发展。这些建议都有很强的说服力、针对性和预警功能。
提起欧洲福利制度面临的困境，有许多让人感兴趣的联想。老龄化和少子化，无疑是欧洲危机的直接推手，但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欧洲国家为什么逐渐演变成为少子化社会？人均寿命延长的同时，为什么少龄人口大幅减少？
先看几组数据（数据来源：WIND）：（1）欧盟：2001-2011年，欧盟65-74岁年龄组人口从4394万增加到4803万，增幅为9%。同期，5-14岁年龄组人口从5756万减少至5240万，减幅为9%；（2）法国：1991-2013年，法国65-74岁人口从432万增加至559万，增幅为29%。同期，5-14岁年龄组人口从790万增加至816万，增幅为3%（这期间穆斯林移民大量涌入，且穆斯林人口生育率远高本土法国人，是导致法国少龄人口没有减少的重要原因。2008-2013年，法国穆斯林从612万增至642万，增幅为5%，为同期法国总人口增幅的2倍。进入21世纪，所有的西欧国家都突然发现他们面临穆斯林人口剧增问题﹐尤其是法国﹑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麦等﹐法国在各国中最为典型）；（3）英国：1960-2013年，英国65-74岁年龄组人口从390万增加至592万，增幅为52%。同期，5-14岁年龄组人口从800万减少至725万，减幅为9%；（4）德国：1960-2013年，德国65-74岁年龄组人口从562万增加至887万，增幅为58%。同期，5-14岁年龄组人口从963万减少至733万，减幅为24%。
在欧洲，老年人口增加是由于医疗条件改善、环境污染减少等因素导致的，但是，出生率下降尤其是欧裔人口出生率下降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笔者推测可能有以下几种可能：
1.趋势（Trend）。社会趋势发生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变化。社会作为一个超级庞杂系统，其有些机理可能比较漫长，但一个正常的社会，可能会让某一种趋势继续下去，直到达到某种极端程度，然后再缓慢转换，这在中国古语里叫做“物极必反”。欧洲社会可能正处于一个生育率下降的较长时期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到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知道，但其不幸与欧洲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停滞重叠，因此导致严重的入不敷出的后果。但如果这种趋势真的存在，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欧洲不是一个人口出入流动性差的社会，在本土人口生育率下降，进而本土人口减少的同时，外来人口尤其是穆斯林人口大量涌入，这会导致欧洲的穆斯林化。相比之下，日本则是一个移民流入较少的社会，其人口变化趋势很可能是，下降到一定程度，然后趋势反转。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在降至2005年的1.3的谷底后，开始逐渐回升，2013年已经接近1.5，虽然距保持人口平稳更替的2.1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这可能是生育率长期趋势反转的一个迹象。
2.宗教（Religion）。比如，穆斯林允许一夫多妻制，一男可娶四女，其生育率普遍高于其他信仰人群。在印度，穆斯林人群增速远快于印度教人群。穆斯林人群的生育率是基督教人群的2倍，有人口学家估计，到2100年，白人在欧洲将成为少数民族，到2050年，欧洲政治政策将受穆斯林人群显著影响。俄罗斯社会学家艾莱克西•马拉辛诺夫说：“俄罗斯人口……永远不及穆斯林人口增长得快……可以肯定在50年后必将发生人口对比的巨变”。又如，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达800万（唐帝国安史之乱后一度减少至1700万），强盛一时，苯教使得藏人勇而好斗，是唐帝国最大威胁。后喇嘛教兴起，大量人口出家为僧，严重限制人口增长。大量财富修庙，浪费宝贵资源。吐蕃人口从此持续减少，直至对中原政权不再构成威胁。1953年，全国首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藏族只有278万人。再如，萨满教不但使得蒙古族异常剽悍，也使其人口增加较快，在元代鼎盛时期，蒙古族人口曾达400万，在全中国总人口占比达1/15。但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打压蒙古族，一个重要手段是以藏传佛教柔服蒙古族，“兴黄教以安众蒙古”之国策，通过影响生育文化减少蒙古族人口。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内蒙古蒙古族人口为89万，在全国总人口中占比1/676。
3.文化（Culture）。研究表明美国生育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主要原因是生育文化更加健康，美国人更重视家庭。1975年的洛伊斯案件，从法律层面在美国支撑起“禁欲文化”，成为促使美国生育率逆转下降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低生育率过程中东方面临严重的性别比失调问题。在东亚国家，由于存在“性别选择”，生育率下降过程同时伴随性别比例失调，导致“婚姻挤压”，即婚龄男子找不到对象，由此又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单身未婚者的生理心理健康问题、性犯罪、非婚生育与私生子问题、独身者养老、社会稳定问题。
4.福利（Welfare）。中国古语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都是讲一个道理，过好的福利会导致人们不思进取，社会资源大量浪费，经济增速下滑。福利的作用还体现在，随着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所引致的福利也增加，也会导致生育率的降低。因此，生育率与富裕程度一般成反向关系。在富裕程度相同时，黄人的生育率最低，黑人的生育率较高，白人生育率处于二者之间。
5.社会结构（Fabric）。有研究认为，大政府、小社会的欧洲大陆社会结构，较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结构，其人口生育率明显要低。归根到底，许多本可以由个人做出的选择，如果政府“越俎代庖”，会产生始料不及的不利后果。欧洲历史上不乏理想主义、甚至空想主义思潮，主张各式各样，但立足点几乎惊人雷同，就是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结构。大政府、小社会模式，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推进公共政策可能具有较大的正面效应，但对于生育率而言，在多数国家具有负面效应。
6.政策（Policy）。如中国针对汉族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大大降低了汉族的生育率。有学者估计如果中国针对汉族的计划生育政策再延续100-150年，汉族将从十几亿人口举足轻重的族群减少成为一个几千万人口的无关紧要的族群，一个传统上占全球人口1/3以上的伟大民族将萎缩成无足轻重的民族！
7.居住条件（Housing Condition）。在城市化进程中，如果年轻人的居住条件差、由于房价过高导致改善难度大，会极大地影响其生育意愿，降低生育率。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自1990年代后就已经出现了超低生育率，高企的房价与年轻人住房条件较差共同作用，导致上海、北京、香港、澳门等城市已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上海户籍女性人口的总和生育率长期稳定在0.8左右，达到了意大利人口学家Antonio Golini在1998年计算出的，一个人口规模足够大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所能达到的最低极限值（0.7~0.8）。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欧洲福利国家的未来，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新增人口数量，“人口即命运”（孔德，Comte），199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人口断崖”，将在2015年至2025年逐一在欧洲国家出现。欧洲文明，乃至西方文明，会最终因人口危机而消亡吗？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出意外，因为人口危机，欧洲将很快成为世界上无关紧要的地区，这也正应验了汤因比那句名言：“文明死于自杀，而非他杀”。作为肇因之一，欧洲不合理的福利制度确有值得反思之处。
四、关于拉美国家的城市化
笔者长期以来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是，同样是欧洲移民去美洲，为什么处于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就比拉丁美洲国家现代化程度高得多？自然资源和人口数量都不是答案，笔者以为还是要回到政治文明程度这个本源去探寻。与常识相反，在一国文明进程中，政治因素往往是决定性的，而资源不是。拉美与美加差异悬殊的立国精神，才是关键所在，才是决定性因素。拉丁美洲诸国的创始者，一般都奉行丛林原则，强者为王，赢者通吃。这样原则组建的社会，弱肉强食、缺乏信任。西班牙统治下的拉丁美洲日后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而西班牙本国在欧洲也长期是一个异类，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曾执掌西班牙大权长达36年。拉美政治是精英与平民敌对的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容易陷入“政治落后-经济发展缓慢-政权动荡-经济动荡”的恶性循环。在2012年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共174个国家，中国列第80位）中：智利、乌拉圭在拉美排位最高，同列第20位；巴西列第69位；萨尔瓦多、牙买加、巴拿马、秘鲁并列第83位；哥伦比亚列第94位；阿根廷列第102位；墨西哥列第105位；危地马拉列第113位；厄瓜多尔列第118位；洪都拉斯列第133位；委内瑞拉列第165位。拉美国家普遍排位不高。
这样一来，就能很好理解拉美的“中等收入陷阱”、“增长性贫困”、“过度城市化”、“贫民窟”等问题，《拉美“增长性贫困”与社会保障的减困功能》一文指出了拉美增长性贫困的若干表现，同样是较低的经济增速，在贫困率方面拉美要显著高于欧美，同样是社保制度，拉美的就不如欧美的那样，能对贫困率有较大幅度的矫正作用，并得出结论，拉美社保覆盖率相比欧美更为狭窄，应当负有主要责任。这样的实证研究，从研究方法到研究角度都很新颖，对研究社保领域的其他问题，对于中国社保制度的改革和建设，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贫民窟：拉丁美洲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沉痛教训》一文，探讨了拉美住房政策的得失，分析了拉美“过度城市化”、“城市贫困化”、公租房比例太小与自建房大量存在导致了贫民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等问题，拉美住房政策思路从民粹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新民粹主义之间的摇摆变化，导致错误叠加，对中国的住房保障政策改革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郑老师这篇文章有详细的数据支持和鲜明的观点主张，在城市化相关研究方面可以引发许多启发与讨论。文章特别指出，拉美早期的民粹主义和近期的新自由主义住房政策，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大敌。由此笔者联想到城市化和住房政策制定两方面理论问题。
在中国，“城市化”已经在学界、政界提了多年，但我们对城市和城市化又有多深的理解呢？这方面可说是当前政策制定者的盲区，也是学术研究的空白地带。一个佐证是，“城市化”一度被与“城镇化”混为一谈，甚至有人一度建议以“城镇化”取代“城市化”。我们失望地看到，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推广的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不符合城市化的本质，城镇化不是城市化，城镇化是地方政府的一厢情愿，劳民伤财。还有人错误地提出，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步骤。还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标题“中国密集城镇化进程已近尾声”。
什么是城市？笔者将城市定义为人口密度超过临界状态后形成的复杂经济社会构造或系统。城市是现代经济的发动机，城市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人群的聚集、人口的增长。问题是：人从哪里来？城市里针对汉族的计划生育不让新增人口，只能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在城市里，增加的人口通过产业集聚，产生规模效益，进而带动更多产业发展。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提高了知识、经验、价值观的创造和交流速度、密度，导致人力资源素质“水涨船高”现象的出现，因为知识、经验、价值观等等统统是要靠人来创造，靠人来传播，靠人与人的交流才能逐渐完善的。越大的城市，提供的机会越多，使“人”成其为“才”的概率越大。理解了这个过程，就能明白，为什么发展大城市能比发展中小城市或小城镇更有利、更经济。因为从聚集的角度讲，规模越大，效率越高。所以，城市化首先要发展大城市，让人口向一批大城市或城市群集聚，而不是发展小城市甚至小城镇。现在不是不让小城镇发展，而是要看到“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的不可跨越的历史进程，在大城市有了充分和富裕的发展成果之后，会自动有不同的人群、企业群或产业群，选择到邻近的小城镇立足，进而带动周边小城镇的发展。
城市是如何产生的? “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将伐颛臾》），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吸引外来人口的最关键因素——文明程度。为什么贪官把孩子送美国不送朝鲜？为什么移民更愿意去欧美而不是拉美？这就是根本原因。迄今，只有充分实现了居民-政府良性互动的地方，文明程度才能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才能形成足以吸引大量人口的吸引力。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迁徙规律也能印证这个观点，人群流动方向是从文明程度较低的地方向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地方，比如北京就吸引了大量山西的流动人口。
所以，中国发展城市化，与建设诸如基础设施、生活配套等基础性硬件同等重要的，是城市治理、市政服务、公共政策制定机制、政治环境等基础性软件。我们看到，近十几年来，那些政治文明程度更高的城市，经济发展一般更快，往往也更加注重建立更加好的生活环境，使居民能够得到公共教育、干净空气和买得起的房子的城市，发展也普遍较快。这种以人为本的政策，进一步印证了城市发展更有必要尽快建立而不是滞后建立“居民-政府”良性互动机制。否则，污染将使城市窒息，高速增长将使城市失去特色，大量的城市新人将从事低工资工作，且享受不到城市服务。
拉美贫民窟的教训与失败不仅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上的失败，也是政策制定和政治文明领域的失败。在腐败盛行的国度，哪里能选出合适的人员、形成合适的制度安排来制定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怎么可能摆脱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不合理公共政策的根源，不仅源于政策制定者技术失误或左右摇摆，更是政治文明程度不高之必然结果。
五、关于中国社会保障问题和中国养老改革模式选择
《自选集》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化分析了中国社保领域的问题和政策，这些学术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值得政策制定者们认真阅读。比较重要的有《中国社保基金违规的制度分析与改革思路》、《中国企业年金何去何从》、《中国企业年金的治理危机及其出路》、《中国企业年金发展滞后的政策因素分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60年：成就与教训》、《中国失业保险基金增长原因分析及其政策选择》、《中国社保“碎片化制度”危害与“碎片化冲动”探源》、《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体制“2011改革”无果而终的经验教训与前景分析》、《“名义账户”制：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理性选择》、《中国社保“名义账户”改革新思路》等。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60年：成就与教训》指出，中国的社保制度的主要教训，集中在制度参数、制度结构和制度过程三个方面，从“替代率”、“缴费率”等制度参数看，长此以往，制度目标很难实现；从制度“碎片化”发展趋势看，制度结构残缺不全；从制度演变进程看，制度演进过程紊乱、“制度失灵”不可避免。这些无疑是十分中肯的和有先见之明的。
《中国社保基金违规的制度分析与改革思路》一文，透视社保基金各类违规情况，分析中国社保制度的制度缺陷，指出随着社保资金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本潜在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性化并尖锐起来，违规现象逐渐由或然趋向于必然。
《“名义账户”制：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理性选择》一文，从多角度分析了“名义账户”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认为推广该制度有利于提高缴费的比率和扩大保险覆盖面。
上述文章分别探讨中国社保的现状、问题、对策，与其他文章一起，共同构成了对中国社保问题和社保改革的深度思考，所提出的问题，颇具前瞻性，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这些就不再此赘述。引发笔者思考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保体制是如何一步步“被动地”走到今天的？为什么社保制度缺陷导致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权威部门的重视和解决？为什么一方面养老保障制度潜在负债不断增长，另一方面资产屡遭挪用，资产保值增值缓慢？
其实，社保问题是中国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从现实困境看，人口尤其是劳动力人口数量未来出现断崖式减少不可避免，对中国经济包括社保领域的冲击将是灾难性的；从社保制度的基础——福利国家基本制度安排看，许多福利国家的要素，中国并未具备；从未来全民福利的前景看，缺乏基础性制衡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本身就具有不可持续性，这种不可持续性与养老保障的不可持续性叠加，形成的悲观前景，也是极为暗淡的。
首先是人口问题。人口问题，是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高度相关的一个深层次“潜流”，无法回避。确切地说, 中国是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更为严厉的“一胎化”政策是从1980年开始推行的。据人口学家计算，中国、印度中位年龄1975年20岁、20岁，1990年25岁、21岁，2015年38岁、27岁，2040年50多岁、34岁。2015年，中国中位年龄竟然达到38岁!要知道，经济增长的活力来自数量众多的年轻人，年轻人这么少，经济还有什么前途？经济政策是十年战略，政治文明是百年战略，人口政策则是千年战略。放开二胎，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政策制定者该醒醒了！
其次是福利国家的基本要素。从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到今天，我们多数时候都认为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仅集中在技术层面，而不是“基础文明”层面。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战争、灾荒和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没有认识到国家最基本制度必须设置合理的重要性，由于这些基础没有打好，其上一层次及上上一层次的制度、政策就成了东倒西歪的临时建筑、简易建筑或“四不象”，不管业内专家学者怎样苦口婆心地提建议，政策制定部门要么不予采纳，要么以一种“夹带”部门利益的形式走走形式，这种现状该引起最高决策层反思了。
最后是国家福利中金钱与财富、专业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于个人而言，金钱是福利之源，甚至是健康之外最大的福利来源，因此个人追求金钱的行为在经济学理论中是被广泛认可的。但是对于国家而言，福利之源就不能仅仅着眼于金钱，政府廉洁度、政府信用、自然资源用度状况、环境质量等，这些最珍贵的东西，都是无法用金钱衡量和买卖的。试想，如果一个国家为了追求外汇数量，不惜破坏环境、污染空气、耗尽水资源，向国外出口经由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才能生产的商品，而且是以极低的价格倾销，那样换回的大量外汇，对于国家的未来居民，包括老去的、等待领取养老金的居民，是福还是祸？国民未来的福利还能提高吗？在欧洲，由于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由于在居民-政府相互制衡机制正常运行过程中不断出台严厉的环保政策，环境污染已经不是问题，因此，尽管居民养老金补偿不济，起码环境不会影响居民健康。而在中国，我们面临未老先富的窘境，我们至今缺乏出台严厉环保政策的正常机制，在环境不断恶化的同时，养老金即使有所增加，未来真的能得到幸福吗？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就是，在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领域，民粹主义已经悄悄登场，专业主义逐渐靠边站，像郑老师这样社保专家的意见，常常难敌公众不知情议论的喧哗。这也难怪，因为我们总提“群众路线”，这让人产生错觉，以为底层群众就天然代表了正义和真理，其实不然，有时群众就是乌合之众，是流氓无产者，是多数人暴政，真正的专家意见，还是包含了更多真理和正义的成份，政策制定者要具备力排众议、捍卫真理的勇气，并以坚定的意志力推行这些建议，我们的社保制度建设，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以上，都是笔者阅读《自选集》所引发的感慨和忧患，在中国，像郑老师这样严谨、务实的学者太少了，郑老师的这本书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和启迪，值得关心中国社保事业和中国未来的人们好好品读。（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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